当就寝的号声响起，威利上了床时，他忽然想起他一整天都没想过梅温了，也没想过父母，连一次都没想过。自从当天早晨在第116街和母亲吻别以来似乎已过去了好几个星期。他的身子离曼哈塞特并不远，不比百老汇里那个他常去的地方离得更远。可是，他觉得自己离曼哈塞特就像他离北极一样遥远。他环室扫了一眼，光秃秃的四壁涂成了黄色，黑木的墙围子，书架上装满了沉甸甸的书，令人望而生畏。那两个穿着内衣的陌生人爬上床后，便开始和威利聊起了一些在公开场合不便讲的趣事，那种事情威利在自己家里是永远听不到的。他对这种带有冒险性的舒适生活产生了一种非常复杂的感觉，仿佛他是在野地里搭帐篷过夜，并且为失去了的自由深感后悔。

威利的征兵序号是排在最后的那一批，所以他不用躲进海军里去就平平静静地度过了战争的第一年。

曾经有人议论说他在读完文学硕士之后会回到普林斯顿大学去，因为这是开始教学生涯的第一步。但是，威利在罗得岛他祖父母家里打了一夏天网球并做了许多浪漫事之后，9月里在纽约一家小饭店的酒吧谋得一份工作，给人家弹钢琴，演唱他自己独创的小曲儿。初次挣得的钱对决定一个人的职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威利选择了艺术。他挣的钱并不多。实际上，那点钱是音乐家工会所许可的给弹钢琴的人的最低数目。只要一张张50元面值的钞票从母亲那里源源不断地继续往他这儿流，他就不用担心。正如那个皮肤黝黑，满脸皱纹的希腊人业主所说，威利正在取得职业经验。

他的歌让人觉得做作，不够诙谐，曲调也不够优美。他的主要作品你若是知道羚羊所知道的讲的是动物与人类做ài方式的比较，而且只有在听众人数多的时候才演唱。他的其他作品倚重的大量手段是运用诸如“酒桶”与“杂种”、“拉扯”与“婊子”这种押韵方法——威利并不直接将这些脏字说出口而是冲着听众笑笑，换用一些不押韵但无伤大雅的字眼。这种表演通常会逗得那些专在酒吧间扎堆儿的听众高兴得大声尖叫。威利的那一头普林斯顿式短发、昂贵的衣服和他那张甜蜜的娃娃脸恰好掩饰了他才气上的不足。他出场时，通常穿一条宽松的浅黄褐色裤子，一件棕黄间绿色的杂色夹克上衣，一双用哥多华皮革制作的英式大皮鞋，棕黄间绿色的花格短袜和白衬衫，领带打的是最时髦的领结。仅从其画面效果考虑，这个娱乐节目就使那位希腊老板从威利身上捞了不少便宜。

过了几个月，第52街上一家昏暗肮脏的夜总会——塔希提俱乐部的老板看了他的表演后以酬金每周增加10美元的价钱把他从希腊人那里买了过去。这桩买卖是一天下午在塔希提俱乐部的一次面谈中成交的。所谓塔希提俱乐部只不过是一间潮湿的地下室，里面有许多假造的棕榈树，布满尘土的椰子和倒扣在餐桌上的椅子。日期是1941年12月7号。

会面后，威利回到阳光普照的大街上时，感到既高兴又自豪。他的薪金已高过了音乐家工会所规定的最低标准。他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赶上了科尔波特科尔波特（leporter，1891－1964），美国百老汇的音乐创作巨星。——译者注，而且离胜过诺尔考德诺尔考德（noelward，1899－1973），英国剧作家，同时身兼演员、导演、作曲家。——译者注的日子也不远了。在他眼里，街上那些花哨的，久经风吹日晒的夜总会招牌以及像他一样的无名之辈的放大了的相片都显得很美。他在一个报摊前停住了脚步，一行特大的黑字标题“日本人轰炸珍珠港”吸引了他的注意。他不知道珍珠港在哪儿，想了一下，觉得应该是在巴拿马运河的太平洋一侧。他意识到这意味着美国就要参战了，但局势的这种转变绝对没有他在塔希提找到的工作重要。在那些日子里，一个非常靠后的征兵序号可以帮人对战争保持镇定。

当晚，他向家人公布了他在娱乐界地位的上升。这个消息对基思太太简直是致命的一击，因为她一直在吞吞吐吐地劝说威利回头去研究比较文学。当然也谈到过威利应征入伍的问题。在乘火车去曼哈塞特的路上，他受了那些情绪兴奋的上班族的战争热的感染，怠惰的良知震动了，促使他要有所行动。在晚饭结束时他提出了这个问题。“我真正应该做的，”当时基思太太正往她的甜食碟子里添加第二份由牛奶鸡蛋等做成的冷甜食“是抛弃钢琴和比较文学，加入海军。我知道我会获得尉官军衔的。”

基思太太向她丈夫看了一眼。那位身材短小、性情温和、长着和威利一样的圆脸的医生嘴里继续叼着雪茄烟作为他不能开口讲话只好保持沉默的借口。

“别荒唐了，威利。”基思太太以闪电般的速度估计了一下形势，便放弃了那个关于杰出人物、哲学博士威利索德基思教授的幻象。“正当你的事业显示出实实在在大有前途的时候？显然我是看错你了。既然你能如此快地取得这样引人注目的上升，你必定是很有天赋的。我希望你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天才。我现在真的相信你将成为第二个诺尔考德。”

“总得有人去打仗吧，妈。”